从方言看女书

曹志耘  赵丽明

《中国社会语言学》第2期，第101-111页

提要  女书是用来记录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圩一带方言（土话）的一种文字，女书与当地方言之间具有非常直接而密切的关系。本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从方言的角度考察女书的读音、女书的表音方式、女书的性质、女书的产生时代等问题。本文指出，女书是方言文字，又是一种“代字文字”（代表同音字组的文字）

关键词  方言；女书；方言文字；代字文字

一  女书与方言的关系

1.1女书流行地区方言情况
       女书流行于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上江圩镇及其周围地区。
       据《中国语言地图集》，湖南省南部永州、郴州二市的16个县市为西南官话与土话并用的双方言区（“土话”系属未定），江永县位于该区域内。鲍厚星（2002）认为其中东安县等地方言是湘语，江永县等地方言是湘语成分较重的混合型方言。
       据黄雪贞（1993：2），江永县的语言和方言情况相当复杂。江永县1999年有人口24.62万，其中少数民族（主要是瑶族）12.4万，境内主要有汉语西南官话、土话和瑶语。汉族一般都会说西南官话和土话两种话，但一些偏远山区的老人只会说土话，不会说西南官话。瑶族有不少人只会说西南官话和土话，不会说瑶语；会说瑶语的，一般还会说西南官话和土话。
       江永县各地的西南官话基本一致，但土话差异很大，有五六种土话之间相互不能通话。黄雪贞把江永土话分为6片：城关片、桃川片、松柏片、源口片、夏层铺片、冷水铺片。女书流行的上江圩一带属于城关片。在城关片内部，各乡镇之间也有一些差异。例如上江圩方言与城关之间的差异（黄雪贞1993：7）：①
(1)效摄开口一等字，城关读[au]韵，上江圩读韵：老lau13城关≠li21上江圩｜高kau44城关≠ki44上江圩。
(2)通摄字，城关读[ai]韵，上江圩读韵：东lai44城关≠li44上江圩｜风pai44城关≠pi21上江圩。
(3)第一人称代词单数，城关说[ie13]，上江圩则有8种说法：N35｜ie44｜vu44｜«N55｜oN21｜ts55｜tsie21｜tþiN35。
据曹志耘和唐伶调查，女书传人之一何艳新女士所在的河渊村（原属上江圩乡，现属铜山岭农场，位于今上江圩镇南4公里）的方言与城关、上江圩也有所不同。例如：
(1)单字调，河渊村5个，浊上与清去合，清平、浊去与浊入合；城关7个，浊去与浊入合。
(2)效摄开口一等字，河渊村读[ia]韵，城关读[au]韵，上江圩读韵，例如河渊村：老lia21｜高kia33。
(3)流摄字，河渊村读[Ao iAo]韵，城关读[ou iou]韵：楼lAo52河渊村≠lou42城关｜忧iAo33河渊村≠iou44城关。
(4)深臻摄帮端系字，河渊村读韵，城关读[ai]韵：心si33河渊村≠sai44城关｜民mi52河渊村≠mai42城关。
(5)通摄部分字，河渊村和上江圩读韵，城关读[ai]韵，例如河渊村：东li33｜风pi33。
1.2女书与方言音节的关系
       为方便起见，下文一律用“方言”指称江永的“土话”。
       据曹志耘根据黄雪贞（1993：34-40）“单字音表”统计，江永城关方言共有1425个音节，如果不计声调的区别，则有334个音节。
       女书的字数，据赵丽明统计，每个女书使用者实际所能用到的字数包括异体字在内一般为600个左右，如果不计异体字只计基本字则为300多个，而这些字“基本上能比较完整地记录当地语言”（赵丽明1995：87）。
       那么女书是怎么表示方言音节的呢？女书与方言音节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先看例子（赵丽明1995：91，陈其光1995：124）：
一字一音节：   [yN41]（圆缘元原源袁园完王）
一字二音节（声调不同）：   [t«N41]（田甜填）；[t«N33]（电垫殿）
一字二音节（韵母不同）：   [maN41]（蛮瞒盲忙茫蒙）；[ma41]（眉迷眯嘛）
一字二音节（声母不同）：   [þi«44]（申）；[tþHi«44]（称）
一字三音节（韵母不同）：   [tsau35]（早蚤枣澡藻）；[tsou35]（走）；[tsa35]（姊）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女书有的字只表示一个音节，有的字分别表示两个或三个音节。在一字多音的情况中，有的是声、韵母相同而声调不同，有的是声母、声调相同而韵母不同，有的是韵母、声调相同而声母不同。女书与音节之间更为详细的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从现有材料来看，可以得到以下认识：
(1)女书从总体上说是区别声调的，一个字所代表的音节是声韵调俱全的音节。
(2)女书多数字是一个字只表示一个音节，少数字是一个字可以分别表示读音相近的几个音节，在这几个音节之间，声、韵、调三项中一般只允许有一项不同，其中似乎以韵母不同者居多。
       因此，从字与音的关系来说，女书的字符是表示单个音节或读音相近的几个音节的。一字多音的现象客观上解决了“字少音多”的问题。当然，也许还存在这样的情况，即有些音节并没有相应的女书字符。

1.3女书的读音
1.3.1女书的标准音
       女书主要用于书写女歌。各地的女书使用者吟唱女歌时，原则上都要使用江永现行的城关音作为标准音（当然实际发音会受各人母方言的影响而略有差异，参看1.3.3），而不用自己所在村的方言语音，也不用上江圩镇上的方言语音。这种现象与一种地方戏往往有它自己相对固定的标准音相类似。
       不过，迄今为止并未发现江永县城里曾经流行过女书。那么，各地的女书使用者为什么都要采用城关音呢？何艳新的答案是用城关音吟唱好听，用各地的乡下音吟唱难听。我们认为，也许还有以下两种可能性：
       (1)女书流行地区内各地方言之间的音系不尽相同，为了便于交流，大家在吟唱女书时需要一个相对共同的语音系统。于是，人们自然就选择了既是本县的强势方言，又与女书流行地区的方言同属一种口音（城关片）的城关音。
       (2)女书最先可能是在县城里创造和使用的，后来才逐渐流传到上江圩一带。要创造一种文字系统，城里显然比乡下更具条件。它之所以会由城里流传到上江圩一带，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女书的读音是和城关音相联系的，而上江圩一带与县城同属一种方言口音（城关片），便于学习和使用。随着文明的发展，女书在县城里逐渐消失了，但在乡下（上江圩一带）被保留了下来。

1.3.2语音历时演变与女书的读音
       方言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不管女书是起源于明末清初或者是别的时代，今天江永方言的语音系统与女书创造之初的面貌肯定已经有所不同。
       女书的读音要随方言语音的历时演变而变，而不是固定不变的。例如，古入声字在以前的江永方言里可能收塞音韵尾，读入声调，但今天江永城关方言已经失去塞音韵尾，读作开尾或元音尾了，例如“一”今读[i55]；其中的古浊入字则已经合入其他调类（阳去调），例如：叠ti33＝第。相应地，代表这些入声字的女书字符也就按照它们变化后的读音（即当代的读音）来读。因而，生活在21世纪初的一位女书传人，随便拿起一本不管是哪个朝代的女书作品，均可用今天的江永方言琅琅上口地吟唱起来。
       在这一方面，女书与汉字具有共同的特点，即它们的读音都不受字形约束，可以随历史而变，换句话说，它们的读音不具有“超时代”性。

1.3.3语音地域差异与女书的读音
       如1.3.1所述，女书有大家共同认同的标准音——城关音。但由于江永方言内部差异很大，加上女书使用者都是生活在乡下的文化水平较低的女性，她们所掌握的城关音不可能十分准确。实际上，各地的女书使用者都是用自己所能掌握的那个“城关音”系统来读（吟唱）女书的，这个系统往往是城关方言音系和母方言音系的混合体。以何艳新所读三朝书样品为例，“高”、“好”、“道”等效开一字河渊村方言读[ia]韵，城关方言读[Ao]韵，何艳新按城关音读作了[Ao]韵；“楼”、“口”、“秀”、“有”等流摄字河渊村方言读[Ao iAo]韵，城关方言读[ou iou]韵，何艳新仍按河渊村方言读作[Ao iAo]韵；“道”、“眼”、“冷”等浊上字河渊村方言与清去字合流读阴去[21]调，城关方言浊上字读阳上[13]调，清去字读阴去[21]调，何艳新保留河渊村方言的读法，把浊上字读作[21]调，而没有改作[13]调，例如：道lAo21｜眼No21｜冷lioN21。
       这种现象表明，女书的读音在各地使用者嘴里的尽可能的一致性，是源于大家对女书标准音的认同，而不是女书字形的约束。正因如此，不同地方的人读女书时就很容易带上各自方言的痕迹，也就是说，女书的读音会因方言语音的地域差异而变，它不具有“超地域”性。在这方面，女书与汉字也是一样的。

1.4女书材料里的方言
       现已发现的女书所写的原始材料有数十万字。在这些材料中，存在着许多值得研究的方言、语言现象。例如上文所说的女书字符与方言语音的关系，女书读音所反映的语音历时演变、地域差异的问题。此外，我们看到女书中有些特殊词语在今天的江永方言里并不通用，甚至连女书使用者也不能确知其义；有些词语则显得很文雅，很书面化，与今天的江永方言口语不同；有时也有方言、文言交错使用的情况，例如在同一篇作品（《江永“女书”之谜·王氏女》）中，表示“他”的代词，上一句用“   ”[tµ44]（第681句），下一句用“   ”[tHu44]（第682句）。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从方言学、语言学的角度进行挖掘和探讨。

二  女书的性质

       一种文字的性质是多方面的。女书是女性文字、汉字系统文字、民间文字、地域文字、濒危文字。在这里，我们讨论它与方言有关的性质。

2.1女书是方言文字
       在汉语地区，古今各地都采用汉字作为文字形式。在方言地区，有的词（如一些地名、土特产名等）无现成汉字可写，于是自创了少量方言字来表示。在粤语地区，因为有比较发达的方言书面作品，自创的方言字数量较多。不过，不管这种方言字数量多少，它们的作用都是弥补现行汉字的不足，是对现行文字系统的补充，而不是另创一套新的文字系统。同时，由于各地的方言字一律采用汉字的传统造字法，所以它们有可能逐渐地融入汉字正字系统。
       女书的创造不是因为当地缺少文字系统，也不是因为现行的文字系统无法记录当地的方言，而是出于别的原因（这里不作讨论）。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在客观上，女书是用于记录江永方言的，而且只用于记录江永方言（它的字符只与江永方言的语音系统相联系，参看2.2.2例）。从这一点来说，女书是一种真正的方言文字，也是自古到今汉语地区已发现的唯一的一种成系统的方言文字。

2.2女书是“代字文字”
       说到女书的性质，很多学者都认为女书是一种表音文字，具体地说，是表音文字中的音节文字，或者说是单音节性的表音文字。笔者以为，文字既然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任何文字都必然有其语音形式，都具有表音性，女书、汉字也是如此；否则就是一般的符号或图画了。所以，除非事先加以特别的限定（比如把“表音”定义为“记音”），否则，“表音性”、“表音文字”不能成为个别文字的特性。
        要在表音性方面找出某种文字的特性，关键在于看它：表的是什么音？是怎么表音的？

2.2.1女书是表音节的，是“不严格的”音节文字
       女书的一个字符所代表的读音是一个音节，而不是比音节小或比音节大的语音单位，所以女书应该是音节文字。
不过，如1.2所述，个人实用女书基本字数为300多个。以300多个基本字来表示城关方言的音节，若要表示计声调区别的1425个音节，字数大大少于音节数；若要表示不计声调区别的334个音节，字数与音节数之间略有参差（如何艳新的基本字为360个左右，比音节数略多）。显然，女书不可能是严格的音节（不管是计声调的音节还是不计声调的音节）文字。陈其光（1995：118）已经指出女书“不是标准的音节文字”。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汉字也是一种不严格的音节文字。女书与汉字的不同在于，女书字少音多，在总体上表现为一字多音；汉字字多音少，在总体上表现为一音多字。

2.2.2女书是代表“同音字组”的，表的音节是“同音字组的音节”
       女书是以汉字为基础，利用变形、简化等方法创造而成的。（赵丽明1995：87-89）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女书的创造过程：古代某地（比如江永县城）某个或某些有文化的人，出于某种原因（比如为了简化汉字系统以便于农村妇女学习使用）决定创造一种新的文字系统，于是，首先根据当地方言的读音把所有常用的汉字分成成百上千个“同音字组”（等于计声调区别的音节），再从各个同音字组当中挑出一个简单而常用的字来作为它的代表（比如从“全泉傳～宗接代椽權拳顴[tþyn42]”这个同音字组当中挑出“全”字），最后对这些代表字的形体作必要的改造。从技术上讲女书创造工作就完成了。
       在这个复原后的造字过程中，我们看到“   ”这个女书字符是被用来代表“全泉傳～宗接代椽權拳顴”这个“同音字组”的，而不是用来表示[tþyn42]这个音节的。假如当地方言“全泉傳～宗接代椽權拳顴”这个同音字组读的是另一个音（比如是[tþHyan42]），那么“   ”这个字符无疑会用来表示[tþHyan42]这个音。假如当地方言“全泉”、“傳～宗接代椽”、“權拳顴”分别读三个不同的音，那么“   ”这个字符只能用作“全泉”这个同音字组的代表。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并不是由于方言里有[tþyn42]这个音节或专门为了表[tþyn42]这个音节而造出了“   ”这个字符，而是由于方言里有“全泉傳～宗接代椽權拳顴”这个同音字组才造出了“   ”这个字符。
       由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造字之初，女书字符是用来代表“同音字组”的，所表的音节是“同音字组的音节”，而不是方言语音系统里面分析出来的音节，更不是脱离特定方言系统的一个孤立的、纯粹的音节。女书字符的读音（其实也包括形和义）与方言中的“同音字组”相联系，而不是直接与某个特定的音相联系的。女书字符的读音由它所代表的“同音字组”的读音而定。
       正因如此，如果某个同音字组的读音因时代发展而发生了变化，该字符的读音也必然跟着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某个同音字组的读音发生了分化，该字符就会有两个或多个读音，出现“一字多音”的现象。如果某个同音字组的读音与别的字发生了合并，该字符就会与别的字共同拥有一个相同的读音，出现“一音多字”的现象。
       也正因如此，女书字符的读音可以因地域而有所不同。（参看1.3.3）
       当然，在女书的学习、使用过程中，那些没有受过汉字教育的人不一定有“同音字”的概念。但汉族人历来有“无形的字”的概念，比如说“他说话字字清楚”。在汉语中，单音节词的使用频率极高，在古代汉语和方言口语里尤其如此。女书使用者虽然不认识汉字，但可以推想，在她们的脑子里会有一种女书字符与这个字符所代表的同音字（在这里是“无形的同音字”）之间的联系，比如说“   ”这个字符是用来代表“全部”的“全”、“传宗接代”的“传”、“拳头”的“拳”这些同音字的。实际上，正是由于有这种联系，当方言中同音字组的读音发生变化以后，原先那个字符才有可能仍然得以沿用下来。也正是由于有这种联系，后代的人可以无碍地读古代的女书作品，河渊村的人也可以完全按本村方言的语音系统来读别村的人写的女书作品。
       总之，从表音方式的角度来看，不管是在创造之初还是在后世传承的过程中，不管使用者是否认识汉字，女书实际上都是通过表“同音字组”的读音（音节）来实现它的表音功能的，这是女书的一个非常独特的特性。因此，可以说女书是一种“代表同音字组的文字”，简单地说，可以叫做“代字文字”。②

三  女书的产生时代

       女书的产生时代至今仍是一个迷。有些学者认为女书是比较晚近才产生的，不过，也有不少人主张女书产生于上古时代，甚至比甲骨文更早。（史金波等1995：Ⅳ）由于缺乏必要的历史文献资料和文物资料，女书的产生时代问题成为女书研究中的一个难题。
       女书是方言文字，它记录的是江永方言。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从理论上说，任何方言现象都是历史现象，都具有自己的起止年代。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判别出女书文献中某些方言现象的产生年代或消失年代，就可以帮助推断女书产生、存在的时代。下面试从语音方面举例说明。
       不同时代的语音系统是不一样的，例如：

       如上所述，女书是用来代表同音字组的，从理论上说，一个字符只能代表一个同音字组，一个同音字组只能由一个字符代表。因此，假如女书产生于中古时代，那么这三个同音字组应该由三个不同的字符来代表。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女书材料，这三组字都用同一个字符来代表，即“   ”。这个现象表明，女书字符“   ”应该是在这三个同音字组的读音合并之后产生的，而不可能在合并之前。（这里暂不考虑另外两个字符已经遗失的可能性）
       那么，下面的问题是这三个同音字组是什么时代合并的？我们现在并没有古代江永方言的资料，但汉语语音的历史演变是有一定规律性的，我们可以参照其他因素来推断江永方言这三个同音字组合并的大致时代。比如江永县附近、与江永同属于湘南土话的一些方言：

江华、道县、新田、蓝山：唐伶调查；宁远：曹志耘调查；嘉禾：卢小群（2002）；临武：陈晖调查；宜章：沈若云（1999）。
       从上表可见，“全”、“传～宗接代”、“权”三个字完全同音的只有宁远一点；宜章声韵相同声调有异（不过，与“传～宗接代”同地位的“椽”字也读[tþHye44]）；江华、新田是“全”、“传～宗接代”二字相同，临武是“传～宗接代”、“权”二字相同；其他点则三个字各不相同。也就是说，江永附近的湘南土话多数地点这三个字的读音还没有完全合并。
“全”、“权”合并（即所谓尖团合流）是汉语中很晚近的一种语音变化，在北京话里，尖团合流大约发生在清末，而在许多方言里至今仍未合流。至于“传”跟“全”、“权”的合并，在汉语方言里是一个更不普遍的现象，在北京话等很多方言里还没有发生。
       因此，从总体上推断，江永方言这三个同音字组合并的时代不可能太早。
       当然，仅靠这一个例子是很难说明问题的。不过，我们完全可以从多个侧面进行这样的分析，例如全浊声母的清化、端母字读[l]声母，入声韵尾的消失、浊入字的舒声化、部分鼻音韵尾的消失等等，此外还可以利用一些词汇、语法方面的线索。可以预料，通过大量细致的此类分析工作，最终将会提出一个比较可信的女书产生的时间。

附注
①本文所引材料的注音完全依据原文和调查记录，请注意各家对江永城关音系的处理略有不同。
②赵丽明（1995）把女书称作“单音节音符字表音文字”、“表音的音符字音节文字”，并指出：“用一个字符标记一串同音（近音）的词，这正是女书标记语言的基本手段”。

参考文献
鲍厚星2002 湘南土话归属问题，湘南土话及周边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长沙，2002年11月。
陈  晖2002  湖南临武（麦市）土话语音分析，《方言》第2期。
陈其光1995  女书的产生和性质，载史金波、白滨、赵丽明（1995）。
黄雪贞1993  《江永方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卢小群2002  《嘉禾土话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
沈若云1999  《宜章土话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史金波、白滨、赵丽明1995  《奇特的女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谢志民1991  《江永“女书”之谜》，河南人民出版社。
赵丽明1989  《女书的文字学价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
赵丽明1995  女书与汉字，载史金波、白滨、赵丽明（1995）。

附录  三朝书样品（参看：方言语料/汉语方言语料）

阳焕宜与曹志耘赵丽明